关键词：新中国 铲除 会道门 启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邪教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取缔邪教组织，严惩邪教违法犯罪活动，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做了积极的努力，取得显著成绩。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会道门的取缔是当时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政治行动，并成为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解决了明清至国民党政府时期,几百年间都没能解决的民间宗教秘密结社问题，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人民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为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对于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意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回头看一看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对于当今做好防范处理邪教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取缔反动会道门概述

　　“会道门”是“会门”和“道门”的合称。道门诵经拜神，制和传播迷信邪说迷信色彩极为浓厚。会门最初是以兵器种类命名的，偏重吞符念咒，练功习武，据地自保。经过长期发展，其组织名目多达数百种。由于各类会、道、教、社大肆泛滥，混合生长，多名、重名和改名屡见不鲜，新中国建立后将其统称为“会道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反动会道门的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约1300万余人。合计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4.75亿人的2.9%。多数会道门被特务利用，核心人物多是地主恶霸、官僚政客及反动党团和特务骨干。他们散布灾劫说和封建意识形态，控制信徒精神，残害其身心健康，骗取钱财，以巫术致人死亡。

　　当时作为最大规模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是一贯道。“一贯道”是从明朝的“罗祖教”衍生而来的，以后又繁衍、分裂出“先天道”、“老爷道”、“归根道”、“三花道”、“西华堂”、“东震堂”等。1882年，山东青州人刘清虚把“东震堂”改为“一贯道”。1930年，山东人张光壁篡夺了“一贯道”的掌道权，把总坛设在济南，派人到全国各地“开荒”建坛。1933年，张光壁派栗春旭到北平“开荒”办道，在北平建立的最早的坛口，当时加入者多是军阀和失意政客。仅6年的时间，“一贯道”遍及鲁、冀、沪等地，道徒达到了数十万人。1936年，见“一贯道”成了气候，张光壁自命“师尊”，他的妻子刘率贞和妾孙素珍被尊为“师母”。 到民国期间,已由原来只在鲁、豫、苏交界的农村活动的小教门,一跃成为流传全国的第一大教门,有信徒约1500万人,占当时全国300个秘密教门道徒总数的一半以上。解放初，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方，会道门组织的暴动超过上百起。道首暗中称帝登基的更是不计其数。仅鲁西南一带，会道门中就出了几十个土“皇帝”。反动会道门头子对新政权充满仇恨，进行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会道门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成为历史发展的黑暗逆流，对其进行取缔处理成了历史演进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为巩固政权,开始着手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因人民政府此前尚无精力顾及解决会道门的问题。一贯道趁此之际,在人民政权初建、群众对政府政策尚不了解之时,猖狂进行了种种的破坏活动。一贯道的隐蔽活动与国民党特务活动勾结呼应,在解放初期国民党特务、土匪在各地组织暴乱时,一贯道即相为附和,与土匪、特务紧密联系,为了各自的利益,掩护特务人道,暗地里发展组织。 一贯道抓住群众避祸求福的心理,大肆进行“道劫并降”、“老母救世”、入了道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自渡之人共渡末劫”等诱骗宣传。

　　1949年11月1日，公安部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上罗瑞卿讲话，他指出：“老解放区取缔封建会道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若干地区……取缔封建帮会(主要指青红帮)、会道门(主要指一贯道)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东北的取缔一贯道，天津的打击封建帮会头子争取帮会群众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这些反动组织。”鉴于全国各地解放的时间不一致，党对取缔会道门工作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慎重态度，要求取缔工作必须在具备必要的条件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日益猖獗，他们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制造反革命谣言，杀害革命干部。面对敌人的疯狂挑战，1950年10月9日，毛泽东指示彭真、罗瑞卿等起草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并于10月10日下发全党执行。这就是著名的“双十指示”。同月，罗瑞卿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传达贯彻“双十指示”，部署开展镇反运动。“双十指示”发出后，罗瑞卿立即组织公安部全面落实镇反运动，消灭帮会势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说：“华北有的党支部领导权已经落入会道门之手，民兵中亦有会道门……山西就有一百万人”，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一是我们抗美援朝的方针，更便于进行肃反；二是党委领导要加强；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计划、有秩序地去做，不要夸大敌人。”

　　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主要的任务是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及恶霸势力，在老解放区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据相关资料统计，在第一阶段镇反运动中，“各地在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土匪头子、惯匪占34%；城乡恶霸分子占26%；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特务分子占15%；其他反革命分子占4%。

　　第二阶段，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主要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政权内部反革命分子，而在新解放区则以打击反动“会道门”头子为主，结合肃清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

　　第三阶段，1952年10月至1953年10月，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反革命势力。

　　当时，山西省取缔会道门工作的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 1950年，山西全省取缔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捕捉职业道首，摧毁其领导机关，陷其整个组织瘫痪。第二步，对小道首教育训练，令其登记、悔过，分别情况，给予管制。第三步，经过深入的揭露工作，组织道众诉苦、控告，在有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退道运动。1951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上述工作。

　　1951年1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批语中指出，“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与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大，值得全党研究。”

　　1950年10月19日,刘少奇专门给西北局写了一封长信,精辟分析了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具体阐述了他对西北局广泛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的意见,提出对一贯道要加以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进行取缔、禁止和解散。

　　这封信,在建国初期取缔会道门的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反对一贯道的斗争开展以来,中央领导人系统地论述这场斗争的第一篇文献。

　　刘少奇在信中指出，反一贯道斗争的实质首先而且主要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他认为，一贯道存在且日益猖獗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痛苦和文化落后，但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和我们的麻痹，因此，“我们应该纠正这种错误，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

　　刘少奇还指出了一贯道中反革命活动与迷信行为、反革命分子与一般迷信群众的界限和不同的处理方针：在公开宣传上宣布一贯道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禁止和解散，劝告一切善良的人民不要加入，已加入者应退出。“但对人民个人纯粹迷信行为，政府不加干涉。在内部指示上则应强调加入一贯道的大多数人民并非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不要连累好人。对一贯道应正面反对，在有了准备后应逮捕其首领和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

　　“对群众及会众则展开宣传教育，不加追究。”这些原则政策尤其是对反动道首和一般会众的区分，大大缩小了打击面，集中了打击对象，从而确保了反一贯道斗争的顺利进行。

　　1950年10月，北京市在将全市一贯道组织及其内部首要、二三道等道首名单和住址情况基本摸清后，市公安局根据市委指示拟定《北京市处理一贯道计划》（草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布告》。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19日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张贴了由北京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的布告。

　　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历时两个月，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

　　中央和首都报刊积极配合,有重点地刊登一贯道罪行的资料:如《一贯道是什么东西》、《一贯道的罪恶史实》、《扶乩真相》等等,揭露了一贯道的丑恶内幕。

　　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又专版发表了《坚决取缔一贯道》的长篇社论。《新民报》同日以显著位置刊登社会各界和市农会负责人代表全市40万工人和40万农民拥护政府取缔一贯道的讲话。

　　全国各地对一贯道正式进行取缔的工作,是从1950年冬天开始的。一般在全省范围内统一部署,县市级政府发布布告,分片分区,群众动员,大张旗鼓,大力取缔。 　　

　　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 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这一规定为打击反动会道门提供了强大法律武器。通过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一大批道首骨干遭到了法律制裁,成千上万道徒争相退道,会道门在社会上声名狼藉,风光不再。所有这一切标志着中国会道门开始步人衰亡阶段。

　　1951年1月16日,在天桥小桃园戏院和吉祥戏院分别召开了千人大会,控诉罪行累累的一贯道恶霸坛主张承忠和恶霸点传师刘翔亭。受害道徒的血泪控诉,激起了群众对一贯道的仇恨。内一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一位觉悟了的女三才王淑清的控诉引人注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这次大会的实况,收听者有百万余人。

　　自宣布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后，根据《人民日报》1951年5月15日的报道，到1951年5月，西北就有10万会众宣布退道，山东有10万人，察哈尔10万人，皖北3万人，苏北2万多人，天津16万多人，北京17万多人。反动会道门的道首骨干遭到法律制裁，组织机构全部被摧毁。人民群众也逐步认识到会道门组织的罪恶，从那时开始，会道门的种类及其活动规模、社会危害程度大大缩小，几乎销声匿迹。

　　经过建国初期数年的专项斗争和此后的持续打击，中国大陆取缔会道门的活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战果，会道门在新中国从此名声狼藉，组织瓦解，人数锐减，到一九五六年左右，会道门的原有组织基本上被摧毁了。至此，延续数百年的会道门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消灭了。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取缔反动会道门主要经验

　　取缔会道门的斗争作为建国初期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大举措，经过三年多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次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艺术，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为新中国的稳定有序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主要经验如下：

　　（一）周密部署，统一领导。

　　建国初期的取缔会道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在取缔过程中统一部署，协调安排，积极发挥统一领导的作用。党和政府在整个取缔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政策，下达指令，掌控取缔工作的进程。特别是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全国的取缔会道门的工作。他在审阅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批语强调：“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毛主席还详细阅读了各省送上来的每份报告，并及时地把各地的好经验、好办法批转全国。仅在1951年初，毛泽东就亲自批转了三份取缔一贯道的典型报告给各中央局、所属分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地加以借鉴，务求彻底取缔。

　　1951年1月24日他批语：“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明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它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首要分子。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斗争中做到了这一点，故成绩很大，值得研究”。

　　过后，毛泽东又以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等转发察哈尔省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报告。他批示道：“消灭一贯道，第一要充分准备，同时动作，方能一网打尽；第二要布置展览会，向群众宣传工作。这两点是和消灭国民党特务组织时所采取的办法大体相同。除山西消灭一贯道的经验已通报你们外，现又有察哈尔一个成功的经验，值得你们参考”。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毛泽东再次以中央的名义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批语这样写道：“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动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地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可以说，实现取缔会道门斗争的胜利，是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以及各大区中央局、各省委组织安排、直接负责，并使领导机构高速运转分不开的。

　　（二）政策合理，措施得当。

　　在取缔会道门工作中，始终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严格把反动道首和一般道徒区别开来，把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大道首与罪恶轻微、又肯悔改的中小道首区别开来，把会道门的反革命活动同各种合法的宗教活动区别开来，把会道门在封建迷信掩护下所进行的反革命活动与一般道徒和落后群众的迷信活动区别开来，真正做到打击惩办少数首恶，教育改造多数，挽救广大被骗群众。取缔会道门不单是查封道坛道产、解散组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员的处理问题。为此，在取缔会道门过程中，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在镇压方面，党和政府本着“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的原则，对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坚决地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对应当监禁和改造者，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罪恶较轻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实行管制，加以考察，若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则予以严惩。“杀、关、管”是取缔反动会道门所必需的。因为，对反动会道门头子和骨干不杀、不关，他们就无所畏惧，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活动；不管，则可能造成以后要多关、多杀。由此可见，杀、关、管是取缔会道门的必要手段，三者不可缺一。否则，取缔工作只能流于形式。

　　（三）动员群众，依靠人民。

　　党和政府始终认为，取缔会道门是一场激烈的群众斗争，一定要克服神秘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揭发会道门的罪恶，进而为彻底查禁取缔会道门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做好宣传发动工作是争取群众的主要方法。

　　为此，各地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前辽西省义县（现属辽宁省）曾选派1200名干都，组成18个宣传队，奔赴农村进行宣传教育。他们通过屋顶广播和家庭访问等，大力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取缔政策，揭露反动会道门的罪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参加取缔斗争。其他地方也都组织了类似的宣传队，深入城乡，进行宣传发动。

　　全国报刊、电台等新闻传播媒介也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威力。各地的取缔布告都在报纸上公开登载，并登载有全国各地取缔工作的情况，适时地配发社论、短评，或刊登图文并茂的连环画、漫画等。电台也播送一些有关取缔工作的报道，并专门转播群众控诉大会的情况。文艺工作者则以电影、戏剧、鼓词、相声等形式，寓教于乐，宣传党和政府的取缔政策，尤其是当时拍摄的以北京天桥为背景揭露一贯道罪恶的影片《一贯害人道》，影响甚大。当时，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群众，平生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教育，感到耳目一新，明白了许多道理。此外，由于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还通过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协委员会，因而吸引和联系了更加广大的群众，使取缔工作成为人民群众和人民政府的共同行动。

　　（四）区别对待，惩教结合。　

　　取缔会道门工作不仅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艰苦细致的思想斗争。取缔工作不仅在于及时地逮捕镇压罪大恶极的道首，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促使参与其中的广大道徒觉悟。取缔反动会道门同镇压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有很大的区别。土匪明火执仗，打家劫舍，老百姓无不恨之入骨，所以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武力进剿。在广西、湘西、东北，剿匪工作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可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有所不同，它们不仅仅是一个个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组织，还是一个个“群众组织”。它们采用封建迷信的办法，迷惑了不少落后群众信道入门，具有很大的群众性。对于广大道徒群众的退道工作则不能简单地采取强制性的办法和措施。在取缔运动中，这些人暂时还不能理解，顾虑重重。因此要想使广大道徒真心实意地退道，关键是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通过耐心教育，热情劝导，使他们自觉醒悟，冲破束缚，主动脱离会道门组织。对此，各地在取缔工作中，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且积累了不少经验。如：第一，动员觉悟了的道首亲自讲述其骗人内幕，揭开会道门神秘的面纱，揭穿它们那一套骗人伎俩便成了促使道徒最快觉醒的好办法。第二，集训下层道首。在工作中，教育下层道首一般都采用了办集训班这一最好的形式。第三，开展算账教育，发动道徒诉苦退道。

　　（五）立足社会，推进变革。

　　建国初期取缔会道门时，党和政府还特别重视其他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开展与配合，把打击取缔会道门与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解放紧密结合起来，要求“农村取缔反动会道门必须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时候”，铲除会道门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土壤，力求从根本上解决会道门问题。

　　1950年新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人民政府把受教育的权力真正交给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劳动者，让劳苦大众上得起学、念得起书。在思想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提倡用科学的观点研究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这样，取缔会道门工作又同文化教育改革等社会改革相结合，使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学会了认字，掌握了一定的知识，逐渐从旧社会的反动欺骗宣传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对解决会道门问题无异于“釜底抽薪”，不仅治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治本的作用。　

　　总的来讲，取缔会道门的过程及结果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为今后应对类似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教训值得总结吸取。在取缔会道门斗争中，起初的发起展开阶段存在着过于宽大的情况，在深入全面开展取缔活动中，个别地方也曾有处理过度的做法，如存在着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处理方式简单”等情况。同时，在宣传发动各会道门信徒退道、退会过程中，存在着让群众具结保证不是道徒的情况，这种做法容易显然有脱离群众的负面影响，造成更多对立存在。还有就是在取缔过程中存在形式主义的做法，例如只追求退道数字，搞“万人退道”、“取缔竞赛”等不切实际的运动形式。有的不从实际出发甚至出现强迫群众控诉退财的情况，这种不符合事实的做法，自然在取缔过程中难免会带来负面影响，虽然这些不足在不同地区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不过在取缔过程中，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从而是整个取缔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因此，总体上讲，建国初期的取缔会道门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由于反动会道门具有顽固性、神秘性和欺骗性，对会道门的取缔未能完全彻底。一些反动道首从大城市转入小城市，从小城市转入农村，开始复辟。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自农村到城市相继发生了巨大变革。机遇和挑战纷至沓来，情况瞬息万变。一些人信仰动摇，失去心理平衡而陷入惶惑之中，将目光投向神秘力量，神秘主义风潮悄然兴起，冥想气功、风水等得以发展。

　　新时期会道门活动的重要特点：(1）会道门活动渗入基层党政组织的事例时有发生。如，河南省在1981年破获的20起会道门破坏活动案中，查出入道的中共党员有52人，共青团员28人，基层干部有50多人。 (2）打着宗教旗号要求政府予以承认。(3）向港台以至国外转移，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反过来又向内地渗透，企图利用合法途径进行非法活动。

　　党和政府对新时期出现的会道门新问题十分重视。1982年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明确规定，“已被取缔的一切反动会道门和神汉、巫婆，一律不准恢复活动。凡妖言惑众、骗人钱财者，一律严加取缔，并且绳之以法。”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条规定，对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同会道门作斗争将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启示

　　建国初期的取缔会道门工作的成功经验，对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启示。当今，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由于受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曾近乎灭迹的邪教活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又渐趋复萌，并于九十年代达到一个相对高潮，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革转型有一定的关系。这一时期邪教的突出特点是，境内滋生及衍变与境外传入及衍生交互并起。除众所周知的“法轮功”外，国家先后定性的其他20余种邪教组织中，“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教”等属于境内滋生或衍变；“呼喊派”“全能神”“血水圣灵”“观音法门”等则属于境外传入或衍生。

　　冒用宗教或气功名义是新时期我国邪教组织的典型特征。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以“强身健体”“祛病免灾”或“拯救灵魂”等为诱饵，以“末日论”相恐吓，大搞教主崇拜，滥施精神控制，非法聚敛钱财，欺骗裹挟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严重侵蚀社会肌体健康，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悲剧性灾难。

　　党和政府对邪教活动历来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特别是1999年“7·22”后对“法轮功”等邪教问题的集中处理，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坚定决心。必须充分肯定，经过坚持不懈的深入斗争，邪教活动一度泛滥猖獗的势头得到了有力遏制，全社会反邪教的意识明显增强。但不可否认，邪教问题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复杂的社会现实原因以及特殊的国际背景，邪教活动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超出想象，当前我国反邪教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因此，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邪教给国家政治安全带来的风险，一手抓依法打击，一手抓源头治理，与邪教组织作坚决斗争，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主动作为、敢于担当，有效遏制了邪教发展蔓延，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受蒙蔽群众，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依法严厉打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分别对组织利用会道门进行犯罪活动做出详细规定，为打击取缔会道门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从法律层面确保打击取缔会道门的依法进行并取得斗争的顺利进行。当前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要依法严厉打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要求，坚持依法治理邪教问题，始终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的非法活动，严防形成大的现实危害。要主动出击，深挖邪教地下组织团伙和骨干分子。对邪教活动突出的地区和活动突出的邪教组织，要实施专项整治。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境内境外、地上地下、网上网下防范打击邪教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坚定地贯彻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依法打击极少数的基本政策。新中国初期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实行道首、道徒分别处理的政策，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政策，才使这次取缔运动打击面小，惩办、孤立了少数反动道首，争取、教育了绝大多数，安定了广大道徒，最终瓦解了反动会道门组织。

　　做好新时期防范处理邪教工作要贯彻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依法打击极少数的基本政策，将大多数受骗上当的一般群众与极少数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千方百计将他们教育转化过来，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第三，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中，党和政府人民政府采取各种形式揭露会道门的罪行，动员群众起来控诉。发动舆论攻势、揭露会道门的罪恶成了宣传工作的一大中心任务。中央和地方的报纸、电台积极配合，刊登、播发了大量有关一贯道罪行的材料，介绍会道门的历史和现状，发布取缔工作的动态、经验、成果，刊登社会各界要求严加取缔一贯道的强烈呼声。各行各业纷纷组织座谈会，公开表态积极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向群众讲明政策，破除迷信，解除顾虑，动员他们起来揭发道首的罪行；搜集道徒受骗受害典型事实，举办会道门罪证展览；召开诉苦、控诉会，由受害人现身说法；让道内骨干表演、讲述骗人伎俩，揭露会道门黑暗内幕。

　　做好新时期防范处理邪教工作，要加强反邪教宣传教育。要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增强针对性，使社会各界广泛知晓邪教的危害，使广大群众高度警觉邪教的侵袭。要突出加强对农村妇女、宗教信众和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的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识别、自觉远离邪教。要注重发挥典型事例的警示作用，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反邪教斗争，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对邪教的警惕力，鉴别力和防范能力。

　　第四，进一步实施源头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把打击取缔会道门与农民的政治、经济解放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人民政权，进行土地改革，使农民摆脱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境地，成了国家的主人，会道门生存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为根本解决会道门问题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党和人民政府还将取缔会道门工作同文化教育改革等社会改革相结合，使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学会了认字，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并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观察和思考问题，逐渐从旧社会的反动欺骗宣传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对解决会道门问题无异于“釜底抽薪”，不仅治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治本的作用。

　　当前，防范处理邪教问题从根本上来讲，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才能铲除邪教组织滋生的社会基础和土壤。因此，要进一步实施源头治理。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人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唱响主旋律。以提升组织力为核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不给邪教滋生发展以罅隙。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有效堵塞邪教渗透漏洞。（作者：李安平；职务：中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高级工程师、原副秘书长。）

　　主要参考引用文献：

　　1、 孙惠强：《新中国初建是如何铲除最大的邪教一贯道？》（档案春秋）2009年09期，

　　2、 龙敬儒：《新中国对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凯风网）

　　3、 赵江华：《新中国初期取缔会道门研究》

　　4、刘冬、高彩霞：《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取缔会道门的经验与启示》

　　5何立波：建国初期取缔邪教一贯道始末《党史博采(纪实)》2009年第06期

　　6《求是》评论员文章《深化邪教治理　维护社会安宁》

　　7、孙惠强：《1950年北京如何铲除中国规模最大的邪教一贯道》《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