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军，于1991年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我自幼懂事、好学，从小学到大学，学业一直比较顺利，很少让父母操心，一直都是父母的骄傲，也是邻居们用来教育孩子的榜样。小学的学业很轻松，有很多的空余时间，并且周围有很多同龄的孩子，我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然后在一起玩耍，童年生活过得很快乐。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了友情带给我的快乐，也学会了和人相处的方式，为以后的人际交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学习之余，我也会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减轻父母的负担，这让父母很欣慰。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转眼我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初中，开始新的阶段的学习。由于有着很好的基础，加上平时的努力，我的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和老师同学的关系也很融洽。中考很顺利，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重点高中。
升高中后，因为是封闭式管理，平时都住校，我对高中生活适应得很快。学习方面，由于学习负担比初中时重了很多，科目繁多，且教学模式有很大变化，一开始学习我明显感觉吃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及时跟老师和同学沟通，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加上自己更加勤奋学习，掌握了更合适的学习方法，成绩有了较大提高。
1991年，我如愿考入北京科技大学，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一个人来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感觉很新奇。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学习、新的生活，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各自分享着自己的经历，在交谈中变得熟悉，在交往中变得亲切。相对来说，大学里自由安排的时间很多，除了上课，很多业余时间都是由自己自由支配，有很多的社团活动可以参加。我参加了一个志愿者团体，利用业余时间去给社区的残疾人或者下岗工人家庭的子女进行义务家教。每当看到这些父母期盼而热切的眼神时，我都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也感觉到身上的责任。尽管是义务的，但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辅导他们。由于家庭情况比较特殊，这些学生普遍存在自卑心理，比较少言少语，所以在辅导他们的学习的同时，我也注意帮助他们调节心理。由于那时候年级还比较低，掌握的专业知识有限，我每次辅导回来还会特地学习些相关的知识，以便下次去的时候能够更好地帮助到他们。看到他们慢慢地开始接纳和配合我的辅导，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他们，也为自己。我认识到付出也是一种获得，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大学阶段，我的很多闲暇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接触了很多书籍，这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那里，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成年人了，需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一定的思考和规划。我开始思考人生的问题，开始明白人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只有付出才可能有收获，人生不只有快乐也有痛苦，它们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人也应该努力向上，不断完善自己，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实现自我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人会慢慢变得成熟。1995年7月大学毕业后，我被直接分到了珠海某上市电器公司工作。
到公司，我被安排在工艺部工作。由于我自小体弱多病，一直对气功比较感兴趣，1997年还练了当时比较流行的香功，但身体也没有强健起来，检查不出什么大病，就是感觉身子虚弱，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头来。练气功不见明显效果后，我就看了中医，抓了些中药，折腾了好一阵子，也没有什么“妙手回春”的感觉，为此事我还苦闷了许久。
当时我办公室有个同事叫林旭，比我大几岁。有一天闲聊时谈到这个话题，他听到我的情况，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告诉我：“香功最好不要练了，那是一种不好的功，练下去对身体有害无益，我介绍一种功法给你，健身的效果很好，我的胃溃疡就是这么练好的，你不妨试试。”我问他是不是眼下流行的中功，他说不是，是“法轮功”。第二天，林旭递给我一本书，说：“哪有练功了还用吃中药的道理？你先看一看这本书。”那本书就是《转法轮》，刚好那天一整天单位没有什么事，我花了一个白天的时间把整本书看了一遍。
《转法轮》的内容一下就吸引了我，书中讲到了很多神秘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的解释，都是以前没有听说过、没接触过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转法轮》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心里一下子就澎湃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对林旭说：“这本书很不错，你教我练功吧！”
林旭将我领到柠溪的一个女同修周静家，在那里，我学会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从此开始了我的修练生涯。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由于之前在“法轮功”组织内已被打过“预防针”，所以我并不太感到意外，也没受到太大冲击。大家都坚信这只不过是政府被蒙蔽的暂时现象，是“大法弟子”受考验的一个特殊时期，黑暗很快就会过去！
“打预防针”是提前把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向某人说清楚，让其做好准备，不至于感到突如其来或手足无措。“打预防针”是邪教组织消除信徒疑虑的惯用手法。此案例中，李洪志早就向学员大肆编造“政府无用论”“法轮大法至上论”，鼓吹“常人社会可能不理解或迫害“法轮功””等说辞，当政府真的取缔“法轮功”时，信众们就会看作是临时的、不用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师父早就说过了”。
之后，林旭由于触犯国家法律被劳教两年，我接受“法轮功”相关信息的渠道被中断了，我的修练也就到了一种近似封闭的状态。
以上可算作我修练的第一阶段。
顽固痴迷
练功之后，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得到一些强身健身的效果。对于这种效果的缘由似是而非的认知，使我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功于“法轮功”师父“法身”的神奇，从而不知不觉地树立起对李洪志、对“法轮功”的一种信任乃至于崇拜的心理。进而全身心地接纳了“法轮功”的一整套歪理邪说，一步一步地深陷泥潭而不自知！
2001年发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拉开了我修练的第二阶段序幕。当时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事件的时候，我内心是很排斥的，从情感上我根本就不相信自焚的人是“法轮功”人员，多年来养成的思维定式一下运作起来，我立刻认定这是一个“阴谋”，是政府为了抹黑“法轮功”，为“迫害”寻求理由所炮制的丑剧！理工科出身的我，那天下班之后独自留在了单位，在一大堆报纸中，在一篇一篇的报道中寻找这个事件的“疑点”。
现在想起来，自己的这种思维、行为模式非常典型。当你沉浸在“法轮功”之中，你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皆是典型的“法轮功”模式，根本就不会跳出来冷静、客观地调查、分析、思考和推断整件事，而是凭情感、凭直觉先定下一个论调，再为这个论调寻找支撑的“论据”。
在这样的心态和思维模式下，我还真找到了一些“疑点”：王进东的盘腿方式和结印手势，以及他腿间的雪碧瓶，口中喊的口号；王葆荣喝的汽油；刘思影烧伤后响亮的嗓门；天安门上的摄像头…… 后来我得知“法轮功”网站在自焚事件之后同样列举了大量的类似疑点，不由生出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同感，以及“纸哪里能包得住火”的感慨！
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只不过抱着一种自我支撑的动因在做这件事，毕竟天安门自焚事件对于我有着一种巨大的冲击，它撼动了我坚信“大法”的根基，我迫切地需要寻找足够的理由再次夯实这一根基！而当找到自认为充足的疑点之后，我松了一口气！觉得成功过了一大关！
不久之后，我从住处的信箱中收到一份“法轮功”的传单，上面的内容促使我萌生了“走出去”的念头！这是一份名叫《善良的人们，请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的传单，里边列举了一些从催产剂、死亡率等角度切入阐明事实“真相”的内容。受到启发后，我决定结合这份材料，把自己所发现的自焚“疑点”充实进去，制作一份全新的、全面的真相“传单”，以便更好地揭露当局“妖魔化“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的阴谋”。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制作了大量的“新版”传单，在珠海香洲区的多个小区肆意派发。2001年7月案发后，公安人员从各小区收取上来的传单就有2500多份共5000多张。年底开庭时，法院给我指派的援助律师以我“身上只搜出百余份传单”为理由，要给我做轻罪辩护。我拒绝了律师的好意，跟法庭表明，所有收上来的传单都是我一个人制作、传播的！
2002年9月18日，珠海香洲区人民法院对我进行了公开判决，我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同日判决的还有当时驻珠海的“法轮功”网站两名记者。同年12月，我们被送到监狱服刑。
在监狱的头几个月，由于我完全陷在“法轮功”之中，对所有针对“法轮功”的言语、书籍，我无一不是从对立的角度出发予以驳斥。这个时候的我，除了坚信自己对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分析、认识之外，还牢牢地坚守着自己对“法轮功”的认识。
2003年，我的思想仍然非常顽固，固守着自以为是的自焚“伪案”的各类疑点不放，即使监狱警察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播放王志刚有关自焚事件的疑点剖析，也没法完全说服我，因为我已然钻到牛角尖之中，“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地顽固抵抗。
这种偏执的思想，让我错失了几年的光阴，错失了一次又一次迷途知返的机会。现在想来，这是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教训！
真正的转折点在2006年底到2007年初。经过几年的学习，我知道了“法轮功”的一些新动态，包括“三件事”指什么，“劝三退”的要求……这些事情经过民警陆陆续续的透露，让我对“法轮功”的发展、去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法轮功”真正的样貌渐渐地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渐渐地与自己心目中的原形愈行愈远，我的内心也愈来愈不安起来。后来，看了中央电视台对天安门自焚事件中两个女主角——郝惠君、陈果的回访，我对自焚所坚守的防线一下崩溃了。
因为，当我真正理性、客观、清醒地去重新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所坚持的那些“疑点”，在一个铁铮铮的事实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个事实就是：谁也无法否认郝惠君、陈果她们曾经练过“法轮功”！
监狱警察一方面为我的转变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我感到遗憾，高兴的是挣扎这么多年，我终于从“法轮功”这个泥潭中走出来了！遗憾的是，我错过了减刑的机会，坐满了7年！7年，毕竟不是7天或者7个月，在我最青春的时候，在我年华之中最宝贵的阶段，我居然为这份所谓信仰对抗、付出，在与正常社会隔绝的地方固执地坚持着，现在想来，这是我的悲哀！
2008年7月，我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
那个时候的我面临着举步维艰的状况。后来，我给原公司当时的董事长写了一封信，董事长对我有些印象（因为在2001年案发后我刚好有一篇关于空调器分配器的论文在珠海首届科技论文大会上获了奖，董事长曾拿着这篇论文去找过我，才知道我因“法轮功”一事被刑拘）。董事长约见了我两次，在向我原直属上司深入了解之后，又咨询了市里的意见，最后两人担保，将我接收回原公司工作。
公司两位领导对我的关怀，以及很多老同事的关心，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让我感觉到社会并没有遗弃我，我重燃生活的信心！接下来我组建了家庭，对象是单位的同事。在工作上，经过一段时间非常艰难的努力，我的业务水平也逐步上来了，部门领导也开始赏识和重用我。
不过，7年青春荒废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不是一下子能弥补回来的，包括在技术上、心理上、社会活动上、经济上……诸多方面的巨大落差、障碍，不是我短时间内能完全克服的。举个简单的例子，2009年到2010年之间，正值房价狂涨，而刚刚结婚的我，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工作之余便是四处去找房子，找当时自己能买得起的房子！那个时候，我的妻子怀孕3个月又流了产，而我老家的高龄父母带着一个身患严重抑郁症的妹妹，生活上只能靠我来支持。工作上由于多年的荒废，技术的日新月异让我捉襟见肘。内外交困，令我十分绝望，身体也日渐虚弱，给了别人可乘之机。
自毁前程
2010年，珠海有个叫李田的人辗转托人给我送来了一套“法轮功”的书籍。由于是陌生人转交给我的，给的时候也没说明是什么，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些书扔掉，一直搁置在那里，当万分失意的时候，我又一次翻开了这些书籍。不过，7年的牢狱生活所带来的深刻教训，让我一直警醒自己，千万不要再做什么“走出去”的事情。
困难时期渐渐远去，由于自己的努力，工作上、生活上也越来越顺利。2011年，我儿子出生了，一家人为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万分激动。
2012年初，一个老功友杨姨找到了我。我在1999年之前珠海的集体大练功时见过她一两次，有些印象。她听说我生了个儿子，很替我开心，特意来探望一下小孩。从此之后，杨姨就时不时来探望一下，来的时候一般会带一些“法轮功”的“经文”、资料过来。因为听杨姨说她是没有“暴露”（意思是没被有关部门登记、处罚过）的，而且她也比较赞同我在家练功，不出去“做什么事”，所以我对她没有什么太大的防备，看她对我小孩又特别喜欢、特别关心，所以心里挺欢迎她来。
5月的时候，我母亲怕我带不了孩子，特意从广西过来帮忙。但是，在折腾了三四个月之后，老人家身心俱疲。一方面是年龄大了的原因，这边的生活习惯完全适应不了；另一方面是与孩子的妈妈矛盾重重，老人家提出了回家的意愿。
我自己也不愿意母亲太操劳，而且听妻子讲老人家有时候自言自语，还莫名其妙地发笑，担心母亲有点我妹妹的症状，实在不放心。考虑到我们夫妻俩都要上班，在杨姨来访的时候，我托她帮忙找个放心的保姆，杨姨爽快地答应了。
快临近中秋了，本来打算中秋节带小孩回老家见一下未见过孙子的老爸，顺便把老妈送回去，可是杨姨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妻子说：“干脆我辞职看宝宝吧。”无奈之下我答应了，就这样她单独带小孩，并准备东西回我老家。可是，在临走前几天，杨姨来了，还带来了一位老同修，是一位从湖南邵阳来的刘姨。
听说刘姨带孩子的经验很丰富，曾经带过3个孩子，我们也很高兴，虽然妻子已经辞职，但看刘姨的意思也只是过来帮一下忙，不会长待，所以这件事就定下来了。10月6日左右我们一家三口从广西回来之后，刘姨就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刘姨来的时候我曾经叮嘱过她“不要出去做什么事”，她也点头答应。由于平时我要上班，下班之后刘姨也将孩子交给我们，而且她喜欢一个人躲在保姆房里练功，所以我和她交集的时间较少。我偶尔会看一下碟，都是杨姨送过来的宣传“法轮功”之类的光盘。但妻子老是抱怨，说刘姨看孩子不太上心，有时候宝宝拉了大便在纸尿裤里干了都不知道，我听了这些心里也不舒服，但考虑到是同修，对方也是过来帮忙的，不会长做，所以也不好说什么。做了差不多1个月左右，当刘姨说回家有些事要办时，我们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我还叮咛妻子要及时把薪酬结清给她。
2012年11月初，杨姨过来了，还跟我说起借车的事情，说要陪刘姨出去买一些东西回家。我瞒着妻子答应了她们，并告诉她们鞋柜上的车钥匙她们可以随时拿去。杨姨弄清楚我们晚上一般不用车之后就离开了。
11月6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距离我们国庆放假回到珠海刚好一个月。我上班前吩咐妻子把工资给了刘姨，但下午下班回到家时发现刘姨还没有走，我问妻子说：刘姨不是说今天走吗？妻子也莫名其妙，说也不清楚，估计还有什么事，明后天应该走了吧，又不好意思问她。我还嘀咕了一下说：早上我还让宝宝跟她告别了呢。
工资毕竟已经结了，刘姨也不再为我们抱孩子了。那几天她早出晚归，有时候也提着包，我以为她忙于给家里亲人买什么礼物，也没有去过问她。
11月10日凌晨，警察过来敲门，从保姆房查出了印章、印油等东西，把我客厅里许多“法轮功”资料、物品等也一并扣了去。在看守所的时候，通过警察的透露，我才知道刘姨那几天拿着印章在我家周围印了很多反动标语，还在我家附近的商铺买了许多喷漆，存放在我家车子的尾箱，附近公共场所、私人小区喷的那些标语也是她所为。
那段时间里，我十分痛恨刘姨！一方面是交代过她在我家期间“不要出去做什么事”，她是当着我妻子的面答应下来的，结果暗地里又弄出这些事情，尤其难以容忍的是她居然在我家附近“遍地开花”；另一方面，这样一来我的整个大小家庭又一次被拖进了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恨意一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当案子调查接近尾声的时候，事情也差不多弄清楚了，办案人员对我进行了劝导，他让我结合自己的实际遭遇，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仅仅在家里练功，就能避免惹祸上身吗？”那几天他从多方位多角度给我剖析了整件事情，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只要与“法轮功”藕断丝连，难免惹祸上身！我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还身兼着父亲、丈夫、儿子等诸多责任。从善的人，应该是具有责任心、有大担当之人，而非仅是着眼于私利之人！更重要的是，要跳出“法轮功”去看整件事情……
我很懊悔自己的执迷不悟导致人生之路的几度迷失，本该美好的前程就这样被耽误了。最后，我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法轮功”彻底决裂！
（文章节选自《36名邪教亲历者实录》）
《36名邪教亲历者实录》是由广东省委政法委牵头，广东省社科联、省反邪教协会协调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等单位编写的首部以详实丰富案例为主的反邪教警示教育书籍。广东省委领导林少春同志为该书作序。此书是广东省35名反邪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和心血，从近万个邪教人员受害案例中筛选了几百个有代表性、有说服力的案例，经过反复集体讨论，又从中挑选了100个案例进行深入走访，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精选并编写了36个案例，加上专家深入点评和近半年时间的编辑整理后最终形成。该书已列入广东省“七五”普法读物，由南方日版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发行5万册，免费发放省内各地各部门，供宣传学习之用。
《36名邪教亲历者实录》封面、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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