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罪犯，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6天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不过后来出了怪事：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厉害的是，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了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还有一案例，据国内媒体报道，河南省洛阳市，几名女子先后被歹徒李浩劫持，关在地下室几年。因为信息封闭，根看不到外边的世界，且生杀权掌握在歹徒李浩手中。到后期她们不仅毫无反抗之意，反而争风吃醋、相互妒忌。

 

　　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关注。心理学爱与社会学家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特例还是普遍的心理反应。后经研究显示，这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

 

　　了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们再来看全能神邪教，不难找到丰富的共同点。 

 

全能神邪教书籍《话在肉身显现》：

　　“为我效完力的人，要老老实实地退去，不得吵吵闹闹，小心我收拾你……该舍的就舍，该砍的就砍，该杀的就杀……我的话就是权柄，谁改动谁就触犯刑罚，必遭我击杀，严重的断送自己的性命。”

　　“对于不信我的，我放在一边，任其乱说乱作，到最后我彻底惩罚他、收拾他……我说到做到，一切都在我的身上，谁若疑惑，必遭击杀，没有考虑的余地，立刻斩草除根，除去我的心头之恨……”

 

这个“神”的话，很像当年的太后慈禧：

　　慈禧：“把他们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杀。”

　　慈禧过六十生日，户部说没有银子，慈禧大怒，训斥众臣：“也就是说你们做儿子的孝心做臣子的忠心都让野猫子叼去吃了！那好，今儿我也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让他一辈子不舒服。”

　　慈禧说，李光昭这个案子，也用不着七挖八查了，将他推到菜市口一刀砍了，大伙儿图个清静。

 

　　我们看“神”像慈禧、像歹徒一样残暴，而邪教徒却把“神”当成公义仁慈的上帝。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现象。

　　这样邪恶的“神”被全能神教徒称为公义。所谓公义，实为残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出，邪教徒们，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神”对他的宽忍和慈悲。何其相似于上述人质事件中的受害者。而邪教书籍中也不遗余力地宣传人是多么渺小，多么卑贱，连看到一丝的太阳光也不配，用以突显“神”的浩荡恩德。 

 

　　事实上，文艺复兴开始肯定人的价值，鼓励人追求的幸福，早已打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魔咒。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宣扬肯定人的价值，将人从清教徒创造的恐怖中释放出来，奠定了美国的文化基石，使美国涅槃重生般崛起。而今一些邪恶教派又兴起，号召人不断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恶与不堪，颂扬上帝的恩惠与怜悯，强制将人拉回奴隶，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神”，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牢笼信徒，实在可恶可恨。